河北，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涿鹿之战后，黄帝、炎帝、蚩尤三祖融合，终成华夏。保定唐县，传说中尧的初封之地。邯郸邱县，大禹曾于此治水的故事流传至今。禹分九州，以冀州为首，河北的简称“冀”自此而来。邢台，曾是商王朝前期的王都之一。石家庄藁城，曾矗立着殷商的北方重镇台西。“燕赵”的版图，则奠定于战国。边疆苦寒的燕、四战之地的赵、国祚短暂的中山，孕育了燕赵大地勇武任侠、慷慨悲歌之风。从涿鹿之战，到燕赵并立，河北一步步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孕育，也一步步确立了自身独特的人文气质。文明的初曙泥河湾博物馆镇馆之宝、迄今在河北境内保存的唯一一条新石器时代的“龙”——玉猪龙。泥河湾博物馆供图三祖融合成华夏年12月15日，阳原。一件重要文物在严密护送下，从省文物研究所（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出发，历时4个小时、公里行程，被转运至位于这里的泥河湾博物馆。这是一次“回家”之旅——在出土24年后，这件文物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泥河湾。“它一回来就成为我们的镇馆之宝。原本我们准备在春节之后为它举办一个欢迎仪式，因为疫情防控没能举行。”泥河湾博物馆馆长侯文玉至今觉得“亏欠”了它。它究竟是什么“宝贝”？年9月6日，在泥河湾博物馆一楼新石器时代展厅，我们见到了它——玉猪龙。它很小，高3.3厘米、宽2.6厘米，要透过展柜的放大镜，方能看清阴刻的纹理。它脱胎于一块环形玉，有着猪首、龙身，身体卷曲，首尾相接，因此得名“玉猪龙”。年，在阳原姜家梁墓地，考古工作者在距今多年前的一座墓中发现它时，它静静躺在墓主人颈部右侧。它是迄今在河北境内保存的唯一一条新石器时代的“龙”，对于河北考古界，弥足珍贵。龙，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其实，在两千多年前，便有一个人来到河北，探寻中华文明的渊源。公元前年，西汉靠近北境的涿鹿古城，一位39岁的史官，细细考察涿鹿古城的遗迹，耐心向当地老人询问古城与黄帝、炎帝、蚩尤等原始部落有关的民间传说，为他正在写的一部史书收集素材。他就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到访的这座古城，城址就在今天张家口市涿鹿县城之下。今天的考古发掘表明，这座古城始建于战国时期，在这里发现的秦砖汉瓦，虽然并未见证炎黄时代的风云际会，但或许真的曾迎接那位亲访古迹的太史公。最终，他把考察的收获结合史料，写入了《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黄帝胜利后，“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这是今天我们在记载中能看到的关于中华民族源流较早的记述。史籍记载，距今大约年前，黄河中下游分布着众多规模大小不一的部落，其中三个最强大的，首领分别是黄帝、炎帝和蚩尤。在部落间征伐中，黄帝经过“阪泉之战”“涿鹿之战”，征服了炎帝、蚩尤部落，统一华夏。黄帝、炎帝、蚩尤被尊为“华夏三祖”。涿鹿一带，就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大规模战争的古战场。“通过战争，黄帝、炎帝、蚩尤领导下的三个主要部族，在这里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大融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夏自正说。考古发现也在印证，这一带有着多元文化的交汇融合。年10月19日，蔚县蔚州博物馆。馆长李新威指着馆中两件器物的图片，“要放在一起看，才能发现深意。”一件是蔚县三关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的典型器——龙鳞纹彩陶罐。龙鳞纹由平行的单向曲线构成，线条为红彩，从口沿一直延伸到腹部。一件是蔚县琵琶嘴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典型器——玫瑰花彩陶盆。彩陶盆为泥质红陶，敛口平沿，圆唇鼓腹，陶盆肩、腹部用黑彩绘有玫瑰花卉纹图案。一种考古学观点认为，这一“龙”一“花”在众多器物上的出现，有规律可循。“龙”，多出现在黄帝部落主要活动区红山文化区；“花”，也就是“华”，多出现在炎帝部落主要活动区仰韶文化区。“龙”和“花（华）”，正是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中最重要的两个徽标。“炎、黄两大部落的典型器在蔚县共出，说明壶流河一带是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多文化交流融合的通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地区之一。”河北师范大学泥河湾考古研究院院长谢飞说。回到地图上，蔚县距离司马迁考察的涿鹿古城并不远，直线距离只有80多公里。千古文明开涿鹿。“史料与考古发现让我们看到，中华文明的初曙之光，在河北闪亮。”夏自正说。位于涿鹿、纪念黄帝在涿鹿釜山合符，实现中华民族首次融合的中华合符坛。（资料片）神话时代的河北年7月9日，唐县。“尧山”“唐尧路”“唐尧公园”“大白尧村”“尧都瑞府”“尧康医药”……来到唐县，经过的乡村、社区、公园、企业、医院，在名称中有一个字出现频率极高——“尧”。唐县人用这种命名的方式，纪念传说中曾居住在这里、被历代帝王奉为典范的上古部落联盟首领——尧。尧，五帝之一，传说中黄帝的玄孙。唐县，在古籍记载中，是尧被封侯时的封地，所以尧又称唐尧。《后汉书·郡国志》唐县条注：“《帝王世纪》曰：‘尧封唐，尧山在北，唐水西入河，南有庆都山。’”尧受封来到唐地，这里北有尧山、南有都山，唐地的治所在尧山脚下，尧的母亲庆都住在都山，尧登尧山向南眺望母亲居住的都山，便有了“望都”一词，这就是望都县名的由来。今天的望都县城，依旧在唐县的东南。唐尧文化研究者考证推测，今天唐县、顺平、望都三县交界一带，大致就是尧受封唐地的中心地带。尧在位期间，一直面临一个重大挑战——水患。当时的华北平原，并不像今天这样一马平川，沃野千里。那时气候湿润、雨量丰沛，加之古黄河水系的存在，河泽遍布。“距今约年前后，由于渤海海侵，海平面上升，华北平原只局限在今天馆陶—邢台—宁晋—清苑—北京（马驹桥）一线以西的太行山山前部分。”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原主任、研究员吴忱说，华北平原这种“湿润多雨”的状态，直到距今年前后才向干燥少雨转变。地貌学家的科学研究，为上古时代的传说提供了最好注脚。而尧治下的唐县、望都一带，正处在湿润多雨期的古黄河水系滹沱河流域。史料记载，因饱受水患之苦，尧决定带领部落向西迁徙。一条可能的路线是，他们顺着太行山东麓南下，从唐地一路向南经过行唐、灵寿、平山、井陉，之后过娘子关到达太原，在汾水流域定居下来。在这一路，尧留下了许多故事。“行唐”，同样是一个古老的地名。在战国时，这里是赵国属地，名为“南行唐”邑，西汉时置“南行唐”县。而“南行唐”，其实是“于唐南行”的倒装句，是对帝尧“于唐地向南行过此地”的纪念。唐县、望都、行唐、顺平、定州……今天，在我省中南部这些县市的地方志中，都有关于尧活动的记载。为了治水，不久后，又一位上古帝王——禹踏上河北的土地。《史记》记载，“禹行自冀州始”。这个“冀州”，并非今天我们熟知的衡水冀州区，而是当时禹划分的九州之首。唐代张守节撰写的《史记正义》记载：“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皆冀州也。”东河、西河、南河指的是黄河的不同河段。“东河，指的是黄河下游近南北流向的部分；西河，指黄河中游陕西、山西交界处自北向南流的部分；南河，指黄河中下游自西向东流的部分。”吴忱说。也就是说，当时的冀州，至少包括今天河北古黄河西北的部分、山西全境以及河南黄河以北。《尚书·禹贡》详细记载了禹在冀州治水的路线：“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衡漳”是大禹治水的重要一站，专家推测在今天的邯郸邱县一带。年9月9日，邱县人文历史博物馆。博物馆中厅的浮雕墙上，雕刻着一幅大禹治水的浮雕。浮雕上，黄河之水弯曲而下，大禹率众疏黄河水入漳河。邱县，地处太行山前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先民们在古黄河两岸繁衍生息。至今邱县还有大河套、黄河套、波流固、大临河等39个村庄因临近或环绕古黄河而得名。禹的足迹，不止到达邱县。在河北古黄河故道沿途的城市临漳、成安、曲周、临西、清河等地，人们用建大禹公园、塑雕塑、办文化宣传栏等方式，纪念这位上古帝王的治水功绩。历时数年，大禹带领族人通九泽、决九河，终于解除了自尧以来水患的威胁。“冀州”，这个大禹命名的地名，历史上许多朝代设置行政区划时继续沿用，并逐渐落在了河北。现在，“冀”便是河北省的简称。东汉刘熙《释名》一书中，解释了“冀州”的由来：“其地有险有易，帝王所都，乱则冀治，弱则冀强，荒则冀丰也。”或许在上古帝王心中，河北就已经是一片被寄托了太平、兴旺美好愿望的土地。商文化的“老家”河北境内商代遗址分布图。河北日报记者赵杰摄商先祖故地年11月13日，邯郸市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在“‘甘丹’风华——邯郸历史文化陈列”展厅，几件长着三只袋状足的陶罐，在众多陶器中形制显得有些特别，看上去萌态十足。它们叫“鬲”（lì），出土于邯郸涧沟遗址、下七垣遗址等多个遗址，是一种生活炊具，用来炊煮加热，相当于今天的锅。虽然几件鬲高矮胖瘦不同，但有一个辨识度很高的共同特征——三个中空的袋状足。“袋状足的出现，使锅有了连体支脚，受热面积更大，加热效率更高。”邯郸市文物研究所原所长乔登云说。鬲是商文化的传统炊具。这种升级了的“锅”，大约在距今年到年，开始在河北中南部流行。创造和使用它们的，是商人的祖先。商代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支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提到商，大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殷商。其实殷商是因为商王盘庚迁都殷而得名，而早在商王朝建立前，商部族就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那么，商文明究竟在哪里孕育？《尚书·商书序》记载：“自契（xiè）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bó），从先王居。”商王朝的开国之君成汤，最初居住的“亳”这个地方，这里也是商的“先王”居住的地方。商的“先王”，指的是商的始祖，契。商民族的形成以契为开端，所以找到契的居住地，就确定了商民族发祥地。契，曾住在哪里？《世本·居篇》云：“契居蕃（bō）。”关于契的史料很少，这三个字，成为史学界和考古界探寻商民族起源的切入点之一。“蕃”，是今天的哪里？因为还缺乏确凿考古实证，学界尚无定论，但目前有石家庄、邯郸、保定等多种说法：考古学家邹衡、丁山考证认为，今天平山县古地名为“蒲吾”（亦作“番吾”）城，就是“蕃”地所在；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音韵学上，滳、漳二字音近，且古可通假。甲骨文中记载商人起源于滳水流域，就是邯郸磁县附近的古漳水流域；还有学者根据孟子所说“汤居亳，与葛为邻”推断，葛城，是今雄安新区安新县安州镇的古称，所以商部族起源于保定一带古博水流域……尽管“蕃”的地理位置说法众多，但从大多落在河北境内来看，河北是先商文化的重要分布区，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年9月，邯郸市磁县南城乡南城村西北。古涧河主河道南岸台地上，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的开展，南城遗址考古发掘正在紧张进行。在遗址Ⅱ区M3发掘地一处墓葬发掘中，最先露出的是一枚大蚌壳。这个蚌壳比成年人的巴掌还大，覆盖在女性墓主人的面部，在墓主人脖颈周围，还散落着许多小型的贝壳饰件。根据出土器物判断，这是一处先商墓葬，这位墓主人，是先商先民。年9月至年12月下旬，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南城遗址进行发掘，确定了82座先商墓葬，它们集中分布在遗址北部，南北长50米、东西宽约25米的范围内。这是河北境内首次发现如此大规模、保存这么完整并且相对集中的先商墓群。“蚌覆面”，可防止泥土直接覆盖在死者脸上，这种现象，在南城遗址发现了多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蚌是海蚌，不是河蚌。南城遗址属于内陆地区，距离海比较远，先商的先民能用海蚌做随葬品，考古工作者推测可能是贸易的结果。先商时期，农业、畜牧业快速发展，农牧产品过剩，催生了贸易的出现。这在史料中是有记载的。《竹书纪年》中写道：“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亥，商部落首领，是契的六世孙。他曾亲自赶着驯养的牛羊，到各部落以物易物进行贸易。然而，在易国（今易县一带）遭遇了抢劫，亥被杀害，牛羊被夺走，随行人员被赶走。“亥开创了商业贸易的先河，今天贸易活动称‘商业’，从事贸易的人称‘商人’，交换的物品称‘商品’，大致来源于此。”夏自正说。根据《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的统计，迄今为止，河北中南部已经发现先商文化遗址百余处。邯郸市磁县下七垣遗址、邢台市邢台县东先贤遗址、石家庄市鹿泉区北胡庄遗址、保定市容城县午方遗址等，都有丰富的先商文化遗存。正如北京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所言，河北的先商遗址分布面更广、起源更早，在先商文化的研究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河北，是商代文明早期形成的重要区域，可谓商文化的“老家”。邢台园博园祖乙迁邢雕像。河北日报记者闫立军王永晨摄殷商的先声年11月14日，邢台园博园南广场。在广场的中轴线上，矗立着一组雕塑，雕塑最前方，八位士兵手持战旗、身骑骏马为后方的车驾开路，车上站着气宇轩昂的首领和他的王后，身后仪仗相拥，气势宏大。这位首领，是商朝第十四代君王，祖乙。这组雕塑名为“祖乙迁邢”。“祖乙迁邢”，最早见于《竹书纪年》：“商祖乙九祀圮于耿，迁邢”。《史记·周本纪》也有“商祖乙迁于邢”的记载。约公元前年，商王朝建立，定都殷前，曾五次迁都，迁邢是第三次，称为邢商时期。邢地，据考证，大致在今天邢台市一带。河北商代早期的文化遗存，集中在邢台、邯郸，邢台尤其密集，发现了东先贤、葛庄、西关外、贾村、曹演庄等几十处商代早期文化遗址。出土的高等级陶器、卜骨等器物，为商王朝曾经建都于此提供了佐证。“如葛庄遗址，出土的仿青铜器的大型兽面鬲足和兽面陶鼎等陶礼器残件，明显是君王和高等级贵族葬礼、祭祀用的礼器，而非平民所能用。”邢台博物院院长李恩玮说。河北不仅有商的王都，还有拱卫王都的大型城邑。年11月15日，河北博物院“河北商代文明”展厅。我国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的铁器——铁刃铜钺；我国目前出土保存最完整的酿酒作坊遗址；全世界目前出土的最早的平纹绉丝织物——縠；全世界目前出土的最早的脱胶麻织品——麻布残片；全世界目前出土最早的实物酒曲；……这么多的“全国之最”“世界之最”，都出土自同一个遗址——石家庄藁城台西遗址。人们不禁要问：台西，在商代，是一座什么级别的城？在展厅中，有一组台西出土的漆器残片的照片——为减少光线因素的影响，目前，实物只能存放在库房。“或朱地黑漆、或黑地朱漆的漆器残片，表面绘制着饕餮纹、蕉叶纹、云雷纹等精美图案，漆地油亮，花纹纤细精巧、比例匀称，有的漆器上还嵌有绿松石或贴有金箔片。”已故省文物研究所（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唐云明，生前在《台西遗址漆器的渊源及遗址文化性质的探讨》一文中，曾细致描绘了这些华丽的漆器。“这是只有王室和贵族才有资格使用的‘奢侈品’。而在台西，这些漆器残片主要发现在房址中，说明是日用品。”唐云明在文中做出这样的推断。台西出土漆器的房址，规模不小，由六间房组成，其中，还发现了类似门楼的建筑装饰，以及高等建筑才会用到的石柱础。台西遗址还出土了高级丝织品、珍贵的白陶，而且台西的宫殿建筑要用人头骨奠基，这些，都反映了奴隶制时期上层统治阶级的富有和残酷。唐云明由此作出判断，“台西遗址可能属于诸侯一级的重要城邑”，即等级上，可能仅次于商的王都殷，是拱卫王都的北方重镇。在河北，还曾建有商代的王室园林，也是中国最早的古典园林——沙丘苑台。年9月10日，邢台市广宗县大平台村南，沙丘平台遗址。这里，如今只是一处高不足2米、周长十几米的“土疙瘩”。处在周边农田和民居间，并不起眼。多年前属于沙丘的恢宏和喧嚣，我们如今只能通过史料来感受了。《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徙殷至灭亡，以殷为中心，“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史记·殷本纪》记载，公元前5年，商纣王帝辛，“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能容“野兽蜚鸟”的地方，说明沙丘林木繁茂，面积广大；能“大聚乐戏”，有“酒池肉林”，而且“长夜之饮”，可见宴乐场面宏大，且持续到深夜，食物保障十分充足。由此也可看出商末上层统治者的奢靡之风。“要支撑这样一座规模宏大的王室乐园运转，从苑区的保卫、动物饲养管理，到食物和酒的运输、存储，所有人的食宿后勤服务保障等，都要有相当高的水平。这表明早在商代，邯郸、邢台一带，在农业、畜牧业、酿酒业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夏自正说。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这一判断。邯郸赵窑遗址，发现了70余座商代贵族及平民墓葬，出土了大量商代后期的青铜器、玉器等精美器物。邢台东先贤遗址，邯郸涧沟、彭家寨、龟台寺遗址等也发现了丰富的商文化遗存。回望商文明，从始祖契定居“蕃”，祖乙迁邢，到纣王肇建沙丘苑台，公元前约年商王朝覆灭，前后近一千年的发展史中，河北始终占有重要地位。蔚县三关遗址出土的陶鬲和蔚县筛子绫罗遗址出土的陶甗。河北日报记者李冬云摄文化的交融年8月的一个晚上，沧州任丘，哑叭庄遗址出土文物临时保管所。省文物研究所（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高建强端详着十几件刚出土不久的陶罐和陶鬲，纳闷地嘀咕：“怎么这些陶罐大多数都没底儿，陶鬲大多数都没有口沿呢？”突然，他灵光一闪，拿起一件没底的陶罐，架在了一件没口沿的陶鬲上——竟然对在了一起！原来这是一件陶器的上下两部分。他兴奋得差点跳起来，继续！很快，按照这个办法，又有好几对陶罐和陶鬲“配对”成功。拼合而成的这种器物，叫甗（yǎn），是古代蒸煮用的炊具，相当于现在的蒸锅。它有上下两层，中间有箅子。上层叫甑（zèng），是笼屉，下层叫鬲，可盛水加热。甗，在新石器晚期最早出现，通常上部呈敞口浅盆型。但哑叭庄遗址一期出土的甗的上部，呈深腹罐型，所以起初高建强没把两部分往一处想。任丘哑叭庄遗址，是新石器时代至东周的一处聚落遗址，包含有龙山文化（距今—年）、燕南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年左右）、西周、东周等多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类型，文化内涵丰富。高建强拼对的这类甑部呈罐型的甗，是哑叭庄遗址一期“龙山文化哑叭庄类型”具有鲜明自身特征的一件器物。“通过出土器物形制比较，哑叭庄一期遗址的文化面貌，与地处河南省永城市的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地处河北唐山的大城山T8②层文化比较接近。”高建强说。根据《河北省任丘市哑叭庄遗址发掘报告》，到了夏商时期的哑叭庄遗址二期，出土的肥袋足甗等器物，与京津唐、张家口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同类器物基本相同，同时与中原地区的先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存也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一处任丘哑叭庄遗址，已经展现出从龙山时代到夏商时期中原与北方文化的交流。同样地处拒马河流域的容城白龙遗址、上坡遗址三期、易县七里庄遗址等，也都具有此类特征：处在中原、北方文化摆动的边界上，出土的很多器物都同时具有中原、北方两地文化特征。年11月14日，0：47，张家口南火车站。一阵电铃响起，K次列车准时出发，它载着从张家口上车的旅客，一路先向东南，经北京、廊坊，再折而向东，过唐山，上午8：52，到达了河北最东面的海滨城市秦皇岛。这是一次从山到海的旅程。火车一路穿行而过的河北北部城市，无论从地理风貌还是人文风俗，都差异很大。这种差异，并不是到近现代才形成的。早在夏商时期，河北北方的文化，就呈现出类型众多、特点各异、交错分布、复杂多样的特征。省文物保护中心原主任任亚珊翻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中的《河北省地势图》，圈出夏商时期北方文化的三个小区：冀北山地区、燕山南麓区、蔚阳盆地区。每个小分区，又有多种文化类型。——冀北山地区，有李大人庄类型、小白阳类型、夏家店上层文化等。——燕山南麓区，有大坨头类型、围坊三期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等。——蔚阳盆地区，有壶流河类型、海河北系类型等。“河北北部地貌复杂多样，又处于东北地区、太行山地、华北平原交接的前沿地带，来自内蒙古、辽宁、山西和河北中南部各种类型的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使得遗址文化面貌像个‘万花筒’。”曾多年在张家口从事考古工作的任亚珊说。至今，考古学界对这些遗址的文化面貌、性质尚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总体来看，它们主要是以戎狄部族为主的族群建立的活动区，曾长时间与中原的夏商部族并存。年5月20日，河北博物院“石器时代的河北”展厅。展柜里并排摆放着两枚带孔的铜片，一枚长4.6厘米、宽3.6厘米，一枚长5.8厘米、宽4.1厘米，厚度大约5毫米。铜片表面凹凸不平，边缘厚钝无刃，各有一个两面对穿的圆孔。它们是我省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铜器，出土于唐山大城山遗址，距今约年，推测是利用天然铜锻造而成，用途尚不清楚。人类利用金属的历史自铜开始。河北步入青铜时代在夏早期（距今约年），青铜技术最早由西向东传入燕山南北。尽管当时大城山的先民，可能还没有掌握青铜冶炼技术，但已经有了利用天然铜和铜矿石的意识。然而，北方“万花筒”般的文化布局，最终没有凝聚形成像中原夏文化、商文化一样的强势文化，延续发展。它们正是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表述的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的“满天星斗”，最终成为中原的周文化圈的拱卫之星。中国历史上，这种以中原为中心的发展格局，直接影响了今天河北“燕赵”版图的形成。燕赵的由来荆轲塔，又名圣塔院塔，为纪念古义士荆轲所建，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辽乾统三年（年）。苦寒图强的燕国公元前年的一天，燕下都西郊，北易水河畔。燕国太子丹一行人为壮士荆轲送行。荆轲和随从秦舞阳要从这里出发，沿北易水向西，过紫荆关，经蒲阴陉，穿越太行山，再横渡黄河，前往秦国“咸阳宫”（今陕西西安市西），利用进献燕国督亢（gāng）地图和秦国叛将樊於期首级的机会，刺杀秦王。这次行动就是著名的“荆轲刺秦”。用来迷惑秦王的那幅督亢地图，价值何在？督亢，据考证，在今涿州、易县、固安一带，是燕国非常富庶的地区。《史记》卷34《索隐》云：“督亢之田在燕东，甚良沃。”然而，这样的良田沃土，燕国并不多。公元前年，西周初年，周武王将弟弟召公封于燕地（今北京房山琉璃河一带）。诞生之初的燕国，地处王朝北部边疆，又赶上华北地区一次重大气候变化，后世文献中常用两个字形容当时燕国的自然地理环境——“苦寒”。“距今大约年前，河北大平原气候转冷、雨量减少，海平面逐渐下降，海岸线开始从孟村—沧州—青县—天津—曹妃甸—乐亭一线后退，平原开始出露。”吴忱说。所以，燕国适宜耕种的土地资源有限，并不像今天华北平原北部这样辽阔。如《禹贡》记载，沿海区域“厥土惟白壤”，也就是土壤盐碱化。缺少良田，养育的人口就有限。史料记载，战国七雄并立时期，燕国人口约万，其余六国，人口都在万以上。而且，燕国的外部环境，也十分艰难。司马迁在《史记》中形容燕国处境：“燕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河北对于燕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来自易县燕下都遗址。这里记录了鼎盛时期的燕国。在河北博物院“慷慨悲歌——燕国故事”展厅，可以看到，燕国的极盛时期，浓缩于一件摄人心魄的宫殿“门环”——透雕龙凤纹铜铺首。铜铺首出土自燕下都遗址，兽首衔环样式，高74.5厘米，重21.5公斤。在目前发现的铺首中体量最大，堪称“铺首之王”。兽首，是怪兽饕餮，它怒目圆睁，头顶立凤，脸颊两侧攀着两条蛟龙，立凤伸出利爪，抓住挣扎的游蛇；饕餮衔的铜环内径16厘米，外径29厘米，环上攀着两条浮雕蛟龙。“这样巨大的门环，该装在多有气势的殿门上？殿门如此，宫殿该是多么恢弘？”曾主持燕下都考古的省文物研究所（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研究馆员石永士感慨。燕下都，位于今易县县城东南2.5公里。近80年的考古接力，重现了一座总面积近50平方公里的煌煌国都。燕下都考古证实，战国中晚期的燕国，不仅能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冶铁技术也十分高超。燕下都就是燕国的冶铁中心之一。燕下都遗址21号手工作坊，就是一处重要的战国中晚期冶铁遗址。“这里共出土了件铁器，几乎囊括了已知铁器的所有类别，而且部分铁器使用了锻造和淬火工艺，生产出了硬度更高的钢。”石永士说。铁制农具和兵器的广泛使用，提高了农业耕种的效率，改善了军队的装备，提高了战斗力。这是战国时期燕国国力提升、跻身七雄的重要原因之一。年5月10日，易县城西，紫荆关。紫荆关，号称“畿辅第一雄关”，它东为万仞山，西有犀牛山，北傍拒马河，南靠黄土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向西，就是进出太行山的要道之一——蒲阴陉。这个关口，这条要道，在战国时期，对燕国抵御西面赵国、秦国的东进至关重要。因此，燕昭王（公元前—公元前年）下令扩建武阳城，定为燕下都。武阳城距离紫荆关只有不到40公里，在此建都，就像在太行山东出要道插上一颗楔子，将太行山真正变成一道坚实的屏障。然而，对于强敌环伺的燕国，这还不够。于是，燕国又在南北构筑了人工战略防线——长城。燕南长城首先建立，大致在燕昭王时期。在《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的《河北省历史图（战国时期）》地图中，燕南长城的大致走向西起涞源乌龙沟，经易县紫荆关、徐水区遂城、雄县张青口、文安县新镇、苏桥、左各庄、滩里，向南过黄甫、德归，至大城县刘固献村南子牙河畔。今天的雄安新区，就处在燕南赵北的融合之地。公元前年，燕将秦开“东胡却千余里”，将燕国边境线向东推进了多公里，直至今天韩国安州。至此，燕山以南，西至河北宣化东北，东到韩国安州，成为燕国北部边境。鼎盛时期燕国国土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占据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仅次于秦国和楚国。至公元前年秦灭燕，延续余年，六国中仅次于楚国。内部条件、外部环境都不占优的燕国，最终在战国舞台上跻身七雄。燕国在苦寒环境下锻就的勇武任侠、慷慨悲歌的人文气质，也留在了河北。位于平山的中山国王陵陈列馆。河北日报记者赵海江摄国祚短暂的中山国年7月2日上午，行唐县南桥镇故郡村北，行唐故郡战国墓葬遗址考古现场。实验室内，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故郡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张春长拉下一只巨大木箱顶上的苫布，木箱内是一辆从土里整体提取、经过初步清理的东周时期高等级马车。第一眼，是金光。被挤压变形的马车车厢外围，贴着一片片似龙似虎神兽金箔。金箔表面还有凸起的细腻纹理。车厢四周的立板表面，还有繁复的髹漆彩绘图案。两只巨大车轮向内歪斜，倚靠在车厢两侧。1根、2根、3根……每个车轮有38根辐条。经过测量，这驾马车车轮直径约1.4米，一个成年人要水平张开双臂才能摸到两端。车厢残高50多厘米，车轴残长近2.8米。这是一辆巨大且装饰华丽的马车。这还只是车马坑中的“头车”，在它身后，还有4驾马车一字排列追随头车。这样豪华阵容的马车，它的主人会是谁？跨过车马坑东部一道生土隔梁，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一个4米见方的殉牲坑，坑内埋葬着近只动物的头骨和前蹄。“这要杀死37头牛，27匹马，只羊——这样的殉牲规模，可见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之高。”张春长说。然而，这种车马坑连通殉牲坑的布局，从没有在燕国和赵国的区域内出现过，尤其是马牛羊头蹄葬，显然是一种北方族群的风俗。北方民族，曾生活在河北平原，会是什么人？一件带有文字的陶壶，带来了新的发现。陶壶上的“丘”字，和距故郡30公里的平山战国中山国遗址出土的《公乘得守丘刻石》上的“丘”字，写法完全相同，说明它们同属中山国文字系统。“结合墓葬发现的北方民族丧葬习俗、特色器物和文字，综合分析，我们确认，故郡遗址的性质和内涵，都指向中山国，绝对年代属于战国早期。”张春长说。年，故郡遗址入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终评。中山国成为考古领域备受瞩目的焦点，这不是第一次。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声名鹊起。年3月的一天，平山县上三汲公社。省文物管理处（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刘来成、尤道源骑着租来的自行车，沿着乡村小路，进行考古调查。“隔着滹沱河，我们就远远看见两个并排的大土丘，有十几米高，目测每个直径有90多米。”后来主持战国中山国考古的省文物研究所（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刘来成回忆。在刘来成看来，这两个土丘大得有些不寻常。走近了，他们看到村民正在土丘顶上取土，挖出的一些筒瓦、板瓦的碎片就堆在一旁。土丘附近有一座古墓，墓口已经在取土时露了出来。这就是战国中山国遗址最初的考古发现。关于战国中山国的记录，史籍中非常少，它几乎被人遗忘。中山国考古，唤醒了这个沉睡两千多年的神秘国度。“战国中山国的先民是狄族一支——白狄鲜虞，他们原本生活在陕西西北部一带，因受秦国、晋国打压，向太行山东麓迁徙。”刘来成说。《史记》记载，春秋晚期，公元前年，白狄鲜虞在中人城（今唐县西北）建立中山国，后两次被灭国又复国，公元前年前后定都古灵寿城（今平山上三汲村），公元前年被赵国所灭，存世年。中山国国祚虽短，但却深受中原文化之风影响。在河北博物院“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展厅，可见中山王公式（cuò）墓出土的三件最重要的带有铭文的青铜器——中山王公式铁足大铜鼎、胤嗣刻铭铜圆壶、夔龙饰刻铭铜方壶，合称“中山三器”。中山三器铭文总和字，其中鼎铭文字，仅次于西周宣王的毛公鼎，创下战国青铜器长铭之最。这些文字，填补了史书记录稀少的不足，记录了中山在大国夹缝中博弈求生的历史。其中一件铜方壶上，用小篆写有这样一段话：“夫古之圣王，务在得贤，其次得民，故辞礼敬则贤人至，愿爱深则贤人亲，作敛中则庶民附。”敬贤爱民，这是中原文化中君王治国的重要核心思想之一。中山王公式将它刻于铜壶，传于子孙，可见已经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战国中期，中山国国力逐渐强盛。强盛时期的疆域，包括今河北保定市南部、石家庄市大部、邢台市北部及衡水市西部，南北约公里，东西约公里。今天生活在燕赵大地上的我们，脚下有很大一部分土地，其实曾属于古中山国。公元前年，几乎完全华夏化的中山国，却被一支穿着西北戎狄之服的骑兵军团灭国。耐人寻味的是，这些骑兵来自一个中原正统国家——赵国。河北博物院按考古发现复原重现的赵王城城墙，它表明两千多年前战国都城城墙已经具备较为完备的防雨排水系统。河北日报记者赵杰摄四战之地的赵国年9月，张家口蔚县代王城遗址。遗址周边的农田里一片金黄，粟谷被沉甸甸的谷穗压弯了腰。遗址地处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有着适宜谷子生长最佳的气候和自然环境。同一时间，在邯郸市赵王城遗址周边，也是一派丰收景象，联合收割机正在收割玉米，颗粒饱满的玉米棒从收割机的翻斗倒入农家的电动三轮车里。蔚县代王城，东经.68度，北纬39.90度。邯郸赵王城，东经.43度，北纬36.57度。河北这两座几乎在同一经度的古城，南北相距公里之遥，它们无论地理环境、气候、主要粮食作物、民风民俗都有着巨大差异。但在战国时期，蔚县代王城、邯郸赵王城属于同一个诸侯国——赵国。在很多人的认知里，燕赵的“赵”在冀南，怎么会和张家口有关系？这要从赵国的开国之君赵简子说起。在赵国的历代国君中，赵武灵王知名度可能最高，而他在推行胡服骑射时曾说：“简、襄主之烈，计胡（北方少数民族）、翟（翟国，在今天的陕西省耀州区、富平县一带）之利……今吾欲继襄主之迹，开于胡、翟之乡。”赵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也说：“今吾将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意。”可见在赵氏子孙心目中，赵简子是立国始主。赵简子，春秋时期晋国六卿之一，三家分晋前晋国的实权人物。在他事晋期间，最大的功业是制定了以晋阳（今太原）为中心，向南、北发展的战略。南，是冀南豫北一带；北，是当时的代地，今山西大同、河北蔚县一带。正是赵简子的这一战略布局，使自己及其后代从“山西卿相”变成了“河北王侯”，也使赵得以和燕并称，成为后世河北的共同源流。其实，据《史记》记载，早在春秋晚期（至迟公元前年），邯郸已成为赵氏封邑，但一直被赵氏的庶传支族控制，不在赵简子之手。赵氏南北扩张的战略，经父子两代人接力完成。公元前年，赵简子在晋国贵族内战中胜利，夺取了冀南豫北控制权；公元前年，其子赵襄子，吞并代国，将赵氏的北疆推进到今天桑干河、洋河一线。这两个地区，也成为后来河北境内战国赵的关键版图。在今天的河北博物院，有一段按考古发现复原重现的赵王城城墙，它展示了两千多年前战国都城城墙较为完备的防雨排水系统。“板瓦、筒瓦铺在城垣内侧台阶面上，雨水顺着瓦面汇入陶制排水槽，再下泄到城墙脚下0.6米—1米宽的鹅卵石散水面上排走。”河北博物院讲解员用激光笔辅助讲解排水“路线”。就这样，铺瓦、排水槽、散水面组成一个城墙排水系统，大大减少了雨水的侵蚀破坏。这座城的大规模建设，始于赵国迁都。公元前年，赵敬侯迁都邯郸，大兴土木，在此建立王城。至公元前年秦军攻陷邯郸，这座城市作为赵都的历史共计年。赵王城遗址，位于邯郸市西南，是赵都宫城，也是中国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战国时期古城址，属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勘探发现，邯郸赵王故城总面积.9万平方米，其中王城面积万平方米，由东城、西城、北城三个小城呈“品”字形排布。今天来看，这座城无论建筑规模还是形制，比燕国燕下都、齐国临淄城都更大、更完整。邯郸——为什么赵国最终把政治中心选在了这里呢？“邯郸是最佳选择。”邯郸市博物馆原馆长、研究馆员郝良真解释，“韩、赵、魏三家分晋后，赵国正式加入诸侯间逐鹿中原的战争，所以要选一个靠近中原、有经济基础、军事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邯郸三个条件都满足。”实地踏访，从赵王城沿省道一路向西南，进入邯郸峰峰矿区石鼓山中，在滏阳河畔，有一条向西能通往山西上党（今长治）的滏口古道。这里也是太行山的一个“豁口”，太行八陉第四陉——滏口陉，也是八陉中河北最南的一陉。滏口陉山高岭深，形势险峻。一座廊桥横跨在滏口河上，河岸的山坡上耸立着一座古塔，塔下是“响堂山石窟博物馆”。地图上，从这里往赵王城遗址拉一条直线，距离只有26公里。赵国控制区内，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大道上不止邯郸一座城，最终选在这里，与滏口陉的存在关系密切。“邯郸自古是‘四战之地’。尤其是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大道与山西上党东出太行的滏口陉的交汇处，形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靠近中原，又临近齐、魏，是赵国进取中原、争衡天下的理想出发地。”郝良真说。而且，邯郸具备了成为都城的经济基础。这里南临漳河，土地肥沃，交通便利，商业发达。早在春秋后期就是晋国东部地区重要的农业产区和手工业、商业城市。大约在公元前年前后，经过赵武灵王等几代君王的开疆拓土，赵国的疆域比定都邯郸时扩大了三倍，进入全盛。向北，到达今内蒙古南部，向西，到今山西省中部和北部，向东到达山东省西部，向南，到达河南省北部，河北境内完全占据燕南长城以南。司马迁在分析燕赵风气时曾说：代地靠近胡人，经常受到侵扰，师旅屡兴，所以那里的人民矜持、慷慨、嫉妒、好气、任侠为奸，有“赵之风”；中山“地薄人众……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燕地距离内地遥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这表明，从战国至秦汉，燕、赵之风已相融合，并已形成一个具有自身特点的文化区域。自此，燕赵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文系统正式形成。采访/河北日报记者李冬云朱艳冰执笔/河北日报记者李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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