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2月27日电题：包容如何融入中国人的血脉？
作者杨庆中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包容，即宽容、容纳，它是基于差异性、多样性，并认可差异性、多样性，且致力于差异性和多样性之间的和谐共生的一种理念和行为。
中华先民很早就对“包容”的问题有所自觉，《尚书》中有一句话：“有容，德乃大。”意思是说，有所包容，所成就的功德事业才会巨大。几千年来包容已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之一，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包容是中华民族融合的产物
中华文明是一个多民族包容、融合的产物。夏商周时期，华夏大地星罗棋布着形态各异的民族，各民族之间很早就交往、通婚、互通有无。《国语》中说：周的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意思是周人的先王奉行异姓通婚的制度，互通有无的贸易政策，和广纳贤才、广开言路的政治氛围。《国语》把这些策略称之为“务和同”。
西周末期的思想家曾从哲学的高度就此予以深刻讨论，如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并举例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这是强调悦耳的声音、美丽的文采、可口的美食、可以比较的事物等，都是建立在有差别的统一基础之上的。因此“和同”就是承认差异，承认多样性，并包容差异和多样性。
这也正是春秋末期著名思想家孔子所谓的“和而不同”的精义。“和而不同”最好地体现了包容的义涵。这一思想也对后来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如唐太宗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强调华夷一体，明朝统治者也强调华夷无间，清朝则强调在其治内无华夷之别，无内外之分，等等。
▲王一亭（-）书法作品《和而不同》。中新社记者邹宪摄
就此而言，包容的理念是中华民族融合的产物，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如此灿烂多彩，即源于这种包容精神，也是其结果。
“协和万邦”是包容的政治理想体现
多民族融合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政治上当然需要包容精神，中国先哲很早就提出了“协和万邦”政治理想。“万邦”即“天下”，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全球”。
中国先哲十分重视从天下及人类整体的视角思考问题。《尚书·尧典》中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是说要发扬大德，和睦家族，进而辨明各族之事，协调万邦诸侯，使天下的百姓都能和谐相处。《尚书·洪范》还提出“无偏无党”的主张，要求统治者大公无私，好恶一同于天下，而不为一己之私所羁，所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春秋末期的老子进一步指出“容乃公”，即有包容才会公正。
这些思想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代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以宗教为例，中国古代多种宗教并存，但从未发生过宗教之间的战争，彼此之间均能和谐相处。不但和谐相处，还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例如，儒释道中的儒和道在中国本土，佛教则源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虽然也曾在部分知识分子中引起过警觉，但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可以说，三教的发展史，就是三教之间的不断融合史。虽说是融合，但都没有消灭对方。
▲香港冬至祭祖典礼，儒释道各界及来自各地的民众共同祭拜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中新社记者张宇摄
我们还可以举景教的例子。基督教于年前的唐朝传入中国，时人谓之“景教”。景教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携经赴长安，受到唐王李世民的恩待，并被册封为“镇国大法王”。景教在唐朝时期能够达到“寺满百城”“法流十道”的伟大壮举，不能不说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的包容性有关。
“仁爱”精神是包容在道德层面的表现
政治文化中的包容性在道德实践层面的表现就是“博施兼济”的“仁爱”精神。《左传》中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意思是说亲近仁义，交好邻国，是十分珍贵的国家策略。孔子把他概括为“德不孤，必有邻”。孔子提倡“泛爱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些彰显的都是仁心大爱。
孟子在孔子仁爱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仁政说，主张王道，主张以德服人。孟子认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这是说夏商周三代的统治者中，其能够成为天下共主的，乃是由于他们的仁德；其失去共主地位的，乃是由于他们失去了仁德。孟子因此反对“以力服人”，尤其反对“强凌弱，众暴寡”的不义之战，并对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争的残酷性提出了严厉批判。
墨家创始人墨翟，虽然其思想与儒家有别，但在提倡“博施兼济”方面却十分一致，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还特别强调“非攻”，坚决反对侵略战争。史载公输般曾为楚国打造攻打宋国的器械，墨子听说后便去劝阻，并拿出自己研制的防御器械与公输般较量，公输般攻城的器械用尽了，墨子防御的器械还有不少，公输般认输。墨子终于把战争阻止在实验室之内。
这些思想锻造了中华民族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爱好和平、公正诚信的包容精神，也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和平使者。张骞出使西域，王昭君出塞和亲，文成公主入藏……他们不但是和平的使者，更是爱的使者。中国人提倡厚德载物、大爱无疆，对于世界各地发生的灾难以及灾难为百姓带来的疾苦感同身受，对于贫穷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无私援助，都体现了博施兼济的包容精神。
▲舞剧《昭君出塞》中新社记者瞿宏伦摄
包容还体现为“民胞物与”的宇宙意识
中华文化的包容精神，不但推及人群族类，还体现为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宇宙意识。中华文明从其开始就非常重视人的存在世界的三要素“天地人”，也非常注重天地万物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老子指出宇宙之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中庸》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孟子提出天时、地利、人和，并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庄子则十分崇尚“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自由生活。宋代的哲学家张载在其《正蒙》中明确指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即是说，资始万物的天是万物之父，资生万物的地是万物之母，人与万物一样，在天地之间；天地之气是我的躯体，天地之道是我的本性，所有的人是我的兄弟姐妹，万物是我的同类。
这是多么和谐、融洽、美好的宇宙图景，这是多么宽广、中和、包容的人文情怀。“草木有情皆长养，乾坤无地不包容”。这就是融入中国人血脉的包容精神，是基于宇宙的整体，基于天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基于人类多元文明的和平共处，视世界为命运共同体的包容精神！（完）
作者简介：
杨庆中，河北藁城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学院教授，《国学学刊》主编，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易学联合会副会长。出版有《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周易经传研究》《周易解读》《周易与人生》等。
